多年前,一位大姐跟我谈及,一位香港的司机每次到他们厂里来,因为担心大陆的食品安全,都总是喝自己带的矿泉水,吃自己带的面包。当时我们都把此作为笑谈,觉得这厮好傻,他难道不知香港的蔬菜、自来水基本上都是从大陆这边运过去的?要是大陆的食品存在安全问题,那他还能置身事外、幸免于难吗?
  再到后来,我才逐渐明白过来,傻的不是那位香港的司机,而是我们这些笑他傻之人,原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食品、商品都是分等级的,在大陆普罗大众所用的东西,跟供香港的还真不是同一个等级的。大陆人民吃死人了,香港人还真可能没事。当然,香港人所享用的商品的等级虽然要高出普通的大陆人,但估计还是比不上大陆特供给某些部门的。要不然,大陆超市及香港超市里的蔬菜也不时会传出某种残留物超标的新闻,但从未听说特供给拿破仑同志们享用的食品出过任何事故。

  前几日,又读到一条新闻,说香港几个超市的蔬菜检出农药残留物超过国际标准7倍。我把这条新闻读给同事听,然后问同事要是香港都超出7倍了,那大陆该得有多少倍啊?同事毫不迟疑地回答:“70倍,700倍!”

什么时候,普通的中国人才能够享用到国家机关特供级别的安全食品呢?

什么时候,普通的中国人才能够享用到国家机关特供级别的安全食品呢?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常常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绝对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具创造性的时期之一。
  比如,去年有一部电影叫《失恋三十三天》,听说上映后反响不错,不过我也没看过,但我却知道不久就出现了《恋爱三十三天》《同居三十三天》之类类似名称的玩意了。我读大学那阵有一部叫《一起去看流星雨》的电视剧很红火,春节回家,竟然发现又新播出一部叫做《一起再看流星雨》的片子。我估计,不久之后肯定又会出一部叫做《一起还看流星雨》的电视剧。
  又如,有一款风靡全球的游戏叫《疯狂的小鸟》(Angry Birds),前不久竟然发现在中国又出现了一个叫做《疯狂的小猪》的山寨版游戏,它跟前者的区别是,前者是鸟打猪,它是刚好相反,成为猪打鸟了。颠倒一下角色竟然就成了一款新游戏!
  再如,苹果出了个iPhone,中国的某些企业马上就跟风出了LePhone、HiPhone等一大批类似的东西;苹果出了iPad,中国的那些企业又马上推出了LePad、HiPad,实在是一点创新精神也没有。当然,或许是我的眼光实在太高,他们能够捣鼓出这些东西来,相对他们的智商而言或许已属难能可贵了。从iPhone到LePhone、HiPhone,从iPad到LePad、HiPad,从Phone和Pad前面加一个字母变为加二个字母,这于他们而言绝对是极其重要的进步,其重要性不亚于阿姆斯特朗(Amsterdam)在月球上踏出的那一步。
  当然,要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完全不具创造性,那也不是事实。比如他们在食品中添加的各种匪夷所思、稀奇古怪的玩意儿,那绝对是极其具有创造性的,这绝非普通的、正常的人所能想象。如我者就很难理解怎么可以把这些东西往人吃的东西里面加,这怎么能下得了手?这种事情,大概只有如他们那般癫狂的中国疯子才可能做得出来。
  又如,为了避免多位情妇因互相争宠导致如古代帝王后宫那般的激烈宫廷斗争,大陆的官员甚至开创性地用起了MBA的管理手段对情妇进行有效管理,极大地开拓了MBA管理应用的新领域,今后哈佛大学的课堂或许都会采用这样的案例。说起大陆贪官的藏钱手段,那更是花样百出、创意十足:煤气罐、卫生间、鱼肚子、烟道、粪坑等等都可以作为藏钱之所,当初没让他们去做情报工作实在是浪费了人才。
  再如,中国的医院也极富创造力:男患者进医院可以被查出妇科病,女患者在医院也可以被查出前列腺炎;虽然一天只有24个小时,但中国的医院已经可以每日给患者提供超出25个小时的输液服务。
  只是,只是,好像这些创造性都用到歪门邪道上去了。要是这些创新精神稍微用到正事上,说不定诺贝尔奖都该被中国人包揽了。作为普通的中国人,什么时候才无需再为吃的、喝的担惊受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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