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陈景润先生

  为了核实鲁迅先生书信中的林玉堂与林语堂先生的资料,我查阅了一些厦门大学的校史,也进而看到了一些证明了“1+2=3”的陈景润先生的相关资料。
  陈先生在厦大毕业后,去北京四中教书,因为口齿不清(这也实在不能太责怪他,因为福建人的语音因受闽南语的影响,在这方面确实很多有些困难),被四中辞退。陈回到家乡,生活无以为继,不得不摆了个烟摊在街头当了个小贩,赖以度日。厦大时任校长王亚南先生听闻此事后,本着为学生负责的态度,将陈先生召回厦大,在数学系任职。自此之后,陈先生在学术研究方面进入了正途。
  王校长将生活无继的陈先生召回厦大一时,可谓是一件美谈,这在现在的社会自然是难以想象。我在中学时代即已熟知此事,当时亦很为之神往。但我现在所想起的陈先生的事,却并非为此,乃是另外一桩。

  我在读中学时,那时候毕业班的学生都通行补课。初中二年级毕业后,在初中三年级来临之前的那个暑假,我们也安排了两周的时间用于在校补课。那时,我们已经学习了一年的物理,但补课的时候,给我们安排了另外一位物理教师。毕竟,进入三年级,就面临着升学考试这样的头等大事,必须要换一位好一点的老师了。我们当时对于这样的安排自然是万分欢迎的,因为给我们新换的那位老师在学校是属于最顶尖的人物,虽然很年轻,但历来都负责毕业班的教学,是我们在有幸做他的学生之前就很钦佩的风云人物。
  这位新的老师(可惜我现在甚至已经忘记他姓什么了),果然是不同凡响,上课从来不需要带任何的教材或讲义,可以轻而易举地用一种深入浅出的语言将各种深奥的物理概念阐述得清清楚楚,生动形象的例子可以顺手拈来,绝非在二年级时那位照本宣科的老师所能相提并论。
  有一次在课堂上,忘记了是学习什么内容,也忘记了是怎么带出了陈景润先生。这位老师就给我们讲述了这么一件关于陈先生的事:

  说是某次一位外国的使节来华(忘记了是哪国的),对中国政府安排的参观都不感兴趣,却主动提出想要拜访一下陈景润先生。彼时,因为某种缘故,很多国家正在对中国加以封锁制裁,所以倘有外国人愿意来,相关部门自然是感恩戴德的,一般要求自然都会予以满足。政府部门对这样的要求虽然感到很诧异,但还是答应马上派人将陈先生叫过来见面。使节先生对此马上予以拒绝,说是为了表示对陈先生的尊重,应当要亲自登门拜访。负责接待的人无奈,只得答应带他去陈景润先生家。
  汽车经过七折八拐之后,终于来到了陈景润先生那简陋而逼仄的家中。宾主寒暄完毕,在表达了对陈先生的敬仰之后,使节先生也顾不得陪他而来的主人的颜面,马上对陈先生的处境表达了愤慨之情:“中国政府也太不重视人才了!”

  像这样的轶事,我自然也无从核实其真实性,但我又很怀疑老师会杜撰出这样的轶事了。时至今日,我仍然能清楚地回想起当时他脸上所呈现出的那种对陈先生遭遇的同情和对中国政府不重视人才的愤怒,倒好像那位使节先生正站在我面前讲话一般。
  这件事后不久,我们就结束暑假补课,待到9月重新开学之后,又给我们换了一位物理教师。因为暑假任教的那位老师,已经离开了学校,被调到县里去任教去了。
  时至今日,虽然我早已不记得他的姓名,但我也仍会不时想起他,想起他关于“中国政府也太不重视人才”的言谈。但对于后者的判断,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阅历的增加,我却有了新的认识。我想,中国政府也并非不重视人才,关键是他们重视的是他们所需用的人才,比如,像“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之类的人才。至于他们所不需要的人才,那自然也不能以人才论之。
  近年来,时常因为某些人的移民而在中国民众中引起强烈反响,甚至引发一些民粹主义者的反弹。但在我看来,这样的反应是不应该的。
  首先,移民也是需用一定条件的,人家能移民,说明人家的条件达到了一定的层次,你即便不能祝贺别人,也至少应对别人的决定表示尊重。话说回来,人家移民与否,与君何干呢?他带出去的钱又非公款,凭什么要由你来做决定!
  其次,在我看来,一切社会的发展,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更好地发展,让人能够获得幸福,让人能够人尽其才。倘若中国没有能力给别人提供这样的环境,为什么不让别人出去?倘若别人在国外能获得更好的发展,为什么不让别人出去?就像新任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先生,其祖父能在美国比在中国获得更好的发展,这难道不是好事吗?
  要不然,你要怎么样呢?难道都要像那位浙大的跳楼博士,本来在美国发展得很好的,受到一些人的蛊惑,抱着为国服务的热情,头脑一热从美国回来,在现实中却受到官僚和“残酷、无信、无情”的险恶学术环境的压迫,不得不以跳楼了结?
  倘若你真爱姚明,那么,让他的女儿自己自由地选择是做一个中国人还是做一个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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