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在读《鲁迅著译编年全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版。目前进行到第七卷,1926年。我希望今年内要完成20卷的阅读,这是我今年的主要阅读任务之一。
  在这一年,鲁迅先生应林语堂先生之邀,从北京来到厦门大学任教,先生与许广平在这一期间的通信,后来集结成了《两地书》。
  先生的语言,自然是一如既往地幽默而风趣,这里不妨从他的通信中摘抄两段。
  九月三十日致许广平信中,谈及女生、闽南话和吃香蕉,让人捧腹:

  “听讲的学生倒多起来了,大概有许多是别科的,女生共五人。我决定目不斜视,而且将来永远如此,直到离开厦门。嘴也不大乱吃,只吃了几回香蕉,自然比北京的好,但价亦不廉,此地有一所小店,我去买时,倘五个,那里的一位胖婆子就要‘吉格浑’(一角钱),倘是十个,便要‘能(二)格浑’了。究竟是确要这许多呢,还是欺我外江佬之故,我至今还不得而知。好在我的钱是从厦门骗来的,拿出‘吉格浑’‘能格浑’去给厦门人,也不打紧。”


  十月三日致章廷谦信,故意的满口“之乎者也”,令人乐不可支:

  “若夫房子,确是问题,我初来时,即被陈列于生物院四层楼上者三星期,欲至平地,一上一下,扶梯就有一百九十二级,要练脚力,甚合式也。然此乃收拾光棍者耳。倘有夫人,则当住于一座特别的洋楼曰"兼爱楼",而可无高升生物院之虑矣。惟该兼爱楼现在是否有空,则殊不可知。总之既聘教员,当有住所,他们总该设法。即不配上兼爱楼如不佞,现亦已在图书馆楼上霸得一间房子,一上一下,只须走扶梯五十二级矣。
  “但饭菜可真有点难吃,厦门人似乎不大能做菜也。饭中有沙,其色白,视之莫辨,必吃而后知之。我们近来以十元包饭,加工钱一元,于是而饭中之沙免矣,然而菜则依然难吃也,吃它半年,庶几能惯欤。又开水亦可疑,必须自有火酒灯之类,沸之,然后可以安心者也。否则,不安心者也。”

  但这卷书中,有一个地方造成了我很大的困惑,那就是先生一会儿称“语堂”,一会儿又称“玉堂”,如:
  九月七日致许寿裳:“玉堂极被掣肘……”
  九月二十日致许广平:“玉堂在此似乎也不大顺手……从前在女师大的黄坚是一个职员兼林玉堂的秘书……”
  九月二十二日致许广平:“看这里旧有的讲义和别人的办法,我本只要随便讲讲便够,但感玉堂的好意,我还想好好的编一编……”
  九月二十六日致许广平:“黄坚(江西人)尤善兴风作浪,他曾在女师大,你知道的罢,现在是玉堂的襄理……我因亲闻他密语玉堂……”
  九月三十日致许广平:“我所辞的兼职(研究教授),终于辞不掉,昨晚又将聘书送来了,据说林玉堂因此一碗睡不着。使玉堂睡不着……玉堂对于国学院……”
  十月四日致许广平:“此地总无法想,玉堂也不能指挥如意,许多人的聘书,校长压了多日才发下来……玉堂也略有此意……”
  甚至在十月四日致许寿裳的信中,竟然二者都用上了:“语堂亦不甚得法,自云与校长甚密,而据我看去,殊不尽然,被疑之迹昭著……上月因嫌黄坚,曾辞国学院兼职,后因玉堂为难,遂作罢论。”
  使用如此之乱,让人不知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为此,我特意查了厦门大学的相关校史,确认上世纪二十年代跟鲁迅一起在此校任教的只有林语堂先生,而再无另一位林玉堂先生。这才敢确定信中的“玉堂”与“语堂”,都是指林语堂先生。
  为了解开自己的疑惑,我又从三个方面进行推测:一、排版错误;二、鲁迅先生笔误;三、“玉堂”为“语堂”的简写。但都又先后排除了这些可能,我并已弄明白,林语堂先生之前是叫林玉堂的,只是不知在几时改的名。既然鲁迅先生彼时在以“玉堂”呼之,那改名当是在此之前了。
  那我就很不明白,为何鲁迅先生在提及林语堂先生名字时,称呼却是如此之混乱。这对一个这方面有洁癖的人来说,实在是不弄明白连觉也睡不安稳。
  可有方家能指点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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